三是其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18]See Hilary A. Fallow, Reforming Federal Quarantine Law in the Wake of Andrew Speaker: The Tuberculosis Travel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ealth Law and Policy, Vol.25, No.1, Fall 2008, p.88. [19]Gostin et al., supra note [5], pp.416-429. [20]Se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art.1. [21]王春水：流感大流行应对中公共卫生伦理学问题研究,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年第3期，第128页。[23]有学者建议使用居家留验和指定留验，参见杜国明：‘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的立法研究, 《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第118页。
通过所采取的程序对利益可能造成的错误风险。[41]参见叶海波、秦前红：法律保留功能的时代变迁——兼论中国法律保留制度的功能, 《法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3-8页。审议模式既弥补了法官审查模式专业不够熟稔而可能过于尊让行政机关的局限，又能够克服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不足，且审查程序相对灵活。如2009年上海将一些甲型H1N1密切接触者予以隔离，便受到外方质疑。既然涉及预防，未来应系统地尝试将风险分析原则贯穿于包括传染病防治、国家安全、灾难事件等应对行为之中，进而发现更符合道德、法治理念的人身自由限制的基础。
在被隔离者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后举行听证。[66]参见杨士林：论我国非刑事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保障，《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36页。秩序行政活动可能会涉及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工作权等权利的限制，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拘留、《传染病防治法》第41条规定的隔离涉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纵使在某个特定行政领域中，逐步生成了作为特殊法的某某法，作为分论的某某行政法依然有存续的必要。[30]张红还探讨了金融监管中的监管沙盒，指出监管创新、政策试验中仍应秉承依法行政原则，并逐步实现由机构规制向功能规制的转变。[57]金自宁《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3]此后行政法学论著大多认为分论是行政法学的组成部分，但在具体论述中多摒弃了对此的讨论。
[45] [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75页。第二，以具体行政领域或具体行政职能为导向确定行政法学分论类型。
未来或许可秉承如下立场，对中国行政法学分论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深化行政法学分论研究 现有的行政法学总论很难回应发展变化的实践，面对现实课题乃至失语，可以通过拓展对警察、卫生、文化、财税、职业安全、核能、农业等实体领域的行政法研究，来增强行政法的应用性与可操作性[74]。就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而言，秩序行政权的运作不能仅仅有任务规范的依据，还需要权限规范的授权，只有在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权限范围内，才能采取侵害个人权利的规范[21]。2.经济行政组织 经济行政组织的架构，涉及规制体制的综合化与专业化[28]，涉及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等中央行政组织与派出机构的关系，涉及行政组织的架构，涉及自律性组织的功能与作用，涉及行政规制、合作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关系。[8]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页。
行政法学分论研究应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关注分论的制度改革，关注相对人基本权利保障，并探求行政法学总论与分论的相互学习互动。[31] 3.经济行政的行为形式 经济行政可以是对经济活动的监督与规制，为了公共安全与秩序，防止出现损害公共利益或整体经济利益的行为，而限制经济活动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法学总论提供秩序的理念与架构，但未必能精确回答具体行政领域的具体问题，应以行政法学总论的一般原理为基础，在对相关具体行政领域的行政法进行归纳和综合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的行政法学分论[15]。[56]王贵松：《风险行政的组织法构造》，《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
例如研究食品、药品、核能、职业安全等领域的行政法问题时，就需将风险行政法原理与这些具体领域的问题相结合。[85]宋华琳：《药品行政法专论》，第12页。
[50]胡敏洁：《履行给付行政任务的私人之法律地位——以养老保障行政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周佑勇主编《行政法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71]参见朱芒《公众参与的法律定位——以城市环境制度事例为考察的对象》，《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49]宋华琳、范乾帅：《街道办事处在社会救助行政中的职权及其法治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直接的经济诱导手段用行政决定来替代经济主体的自由决定，决定有关企业活动的一定事项，以达成所欲的经济目标，如针对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储备[37]、进出口[38]等的鼓励或限制规定。[46]许宗力：《大法官解释与社会正义之实践》，载许宗力主编：《追寻社会国：社会正义之理论与制度实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81页[27]然而，此种观点在近些年受到挑战。留验、集中检疫有时呈现出相互交叉、重叠的特征。
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行政机关对可选的规制方案作出评估和抉择。[58]即使在2014年防控埃博拉病毒期间，集中检疫经常因没有提供足够的处所、人员和设备亦饱受批评。
[29]疫区的设定是实施大规模检疫的前提，需要结合风险评估经由法定程序作出。这些检讨均体现了依宪、依法实施传染病防治特别是使隔离措施在公益与私益间达致平衡的努力。
且有公共利益的迅速性要求，再辅以事后的行政复议或司法审查救济，则可实现公益、私益之间平衡。如2009年上海将一些甲型H1N1密切接触者予以隔离，便受到外方质疑。
其必要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94]要有独立于联邦官员的医疗审查人员参与。而在其之下可分为隔离与检疫两种，检疫的两种方式可明确规定于《传染病防治法》41条。隔离措施在传染病防治中作用不遑多让，可以发挥行政效率优先、内部一体决策、执行有力等功能，但必须注意的是，传染病防治法对于救济的问题也予以了规定，提供了事后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渠道。
有些事项可以行政机关的规范加以规定而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行政保留）。如对于临时性的人身自由剥夺或限制，如盘检、临检等，仅适用法院事后的司法审查救济。
从法律规范来看，隔离措施的具体实施主体较为广泛，包涵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广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正是隔离措施的发展以及法治化历程，展现了政府责任的演变（从缺位到渐进发展的公共医疗服务）、个人对自身健康和公共利益平衡的认知变迁。
加之实践使用了并不规范的语词，致使隔离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滋生了一些争端。两者名称虽然偶有通用，但是使用的条件、法律标准差异迥然。
即使如此，考虑到传染病防治的特殊性、尤其是急性传染病紧迫性所体现的重大公共利益，此种隔离措施是否属于逮捕，居家检疫是否需要法官保留的适用等问题，仍然存疑，因而一些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法对法官保留暂付阙如。客观地讲，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隔离措施而引发的争议极为鲜见，这与许多相关问题在非典后均有所探讨和改进有关。这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即借助疫情防控深入讨论传染病防治法上的隔离措施，细化其种类及法理，并结合比较法阐释，为隔离措施的体系化和法治化提供思路。此外，政府还可建议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减少公共活动、自我防护等其他自愿性合作手段。
第四，汉语传统的考量。[41]参见叶海波、秦前红：法律保留功能的时代变迁——兼论中国法律保留制度的功能, 《法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3-8页。
立法实践与理论发展基本保持一致，不致使人产生无所适从之感。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2018年关于检查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曾指出：新突发传染病发生时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不能依法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及时控制其流行。
[67]See David Cole, Out of the Shadows: Preventive Detention, Suspected Terrorists, and War,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97, No.3, June 2009, p.700. [68]See Edward P. Richards, The Jurisprudence of Prevention: The Right of Societal Self-Defense against Dangerous Individuals,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Vol.16, No.3, Spring 1989, p.338. [69]Richards, supra note [55], p.28. [70]See Edward Richards, Public Health Law as Administrative Law: Example Lessons, Journal of Health Care Law Policy, Vol.10, No.1, 2007, p.85. [71]See Jonathan Hafetz, The Untold Story of Non Criminal Habeas Corpus and the 1996 Immigration Acts,Yale Law Journal, Vol.107, No.8, June 1998, p.2522. [72]See Scott Burris, Build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Legal Preparedness: Quarantine Laws and Public Health Realities,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and Ethics, Vol.33, No.4 Special Supplement, Fall 2005, p.71. [73]See Alberto Alemanno, Regulating the European Risk Society, in Alberto Alemanno et al.(eds.), Better Business Regulation in a Risk Society,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20. [74]参见王贵松:风险行政的组织法构造,《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23页｡ [75]See 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7, p.7. [76]See Andrea Saltelli Silvio Funtowitz, What is Science's Crisis Really About?, Futures, Vo.91, 2017, pp.5-11. [77]See Sheila Jasanoff, Procedural Choices in Regulatory Science,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17, No.3, 1995, p.282. [78]See Maria Weimer Gaia Pisani, Expertise as Justification: The Contested Legitimation of the EU Risk Administration, in Maria Weimer Anniek De Ruijter (eds.), Regulating Risks in the EU: The Co-production of Expert and Executive Power,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7, pp.167-192. [79]See Susan Rose-Ackermann, Precaution, Proportionality,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False A-nalogies,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Vol.4, No.2, 2013,pp.281-286. [80]See Stephen Breyer, 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Toward Effective Risk Regu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50-51. [81]See Paul Slovic, Informing and Educating the Public about Risk, in Paul Slovic (ed.), The Perception of Risk, London: Earthscan, 2000, pp.183-91. [82]曹荣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6页。要关注疫区内各种具体措施的合理使用。
